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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认识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六大问题!
            
      原发表日期: 2018-12-21  文章来源: 农产品期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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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发展中面临的形势到底怎么样?如果用习惯的眼光来分析,一般结论都是“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形势总体平稳,持续向好,粮食生产取得‘十三连丰,农民收入取得‘十三连增,过去十几年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出现了一个黄金时期”。但是,这并不能全面、客观、准确地反映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发展中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甚至会造成对当前面临严峻形势的误判。只有把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置于全球化背景下和整体国民经济大系统来分析和研判,才能准确把握未来的发展方向、目标定位和实现路径。为此,本文重点针对以下六个关键性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

      一、农产品进口剧增是否有依据

      自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的20年间,我国粮食生产始终处于“多了→少了→多了→少了”的跌宕起伏状态。不过,在这一时期,我国农产品贸易额维持在250亿美元左右,出口额约为150亿美元,进口额约为100亿美元,始终保持着5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但是,自2001年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农产品贸易总体上由此前长期的“徘徊状态”转变为“快速增长”态势。2001—2015年,我国农产品贸易总额由279亿美元增加到1875.6亿美元,增长了5.7倍,年均增长21%。其中,进口额由119亿美元增加到1168.6亿美元,增长了8.8倍,年均增长25.7%;出口额由161亿美元增加到706.8亿美元,增长了3.4倍,年均增长15.9%。由此可见,我国在最近的15年间农产品贸易高速增长,实际上是由国内需求拉动造成的,进口增速快于出口增速接近10个百分点。

      从2004年起,我国农产品贸易顺差开始转变为贸易逆差,并呈现出日益扩大的趋势。2008—2013年,我国农产品贸易逆差从181.6亿美元上升到510.4亿美元,年均增长23.0%。尤其是2012年,我国粮食(包括谷物和大豆等)进口总量高达8025万吨,约占国内粮食总产量的14%,刷新了历史最高纪录。其中,小麦、稻谷、玉米和大米等谷物类净进口1296.7万吨,同比增长了3.1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粮食进口激增绝不是因为供给侧出现了问题,而是由于国内外贸易价格相差悬殊,导致了国际市场上的粮食大量涌入我国大陆市场,进而引发“总量失衡、结构失调”。

      2013年,我国谷物类净进口1358.4万吨,同比增长4.8%。2014年,我国农产品贸易逆差为501.4亿美元,与上年相比收窄1.3%。但是,谷物类净进口1869.9万吨,与上年相比猛增36.6%,其中大米、大麦、高粱进口分别增长14%、1.3倍和4.3倍。如果按照我国传统的粮食定义和统计口径,这一年进口的粮食总量已经突破1亿吨大关。2015年,受出口综合成本偏高,人民币汇率高企以及新兴市场需求明显下降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我国农产品贸易逆差为462亿美元,与上年相比收窄8.7%。然而,我国谷物类净进口仍高达3218.2万吨,与上年相比猛增71.7%。如果按照我国传统的粮食定义和统计口径,进口的粮食总量已经超过1.2亿吨,比改革开放初期进口粮食整整多出1亿吨,占到国内粮食总产量的20%左右。这意味着我国大陆地区的粮食自给率已经下降到80%左右的较低水平。

      综合起来分析,我国作为世界上一个最古老的传统农业大国,现在除了蔬菜、水果、水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尚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假若没有这三类产品的贡献,我国2015年的农产品贸易逆差将高达713亿美元),其他各种大宗农产品,从水稻、小麦、玉米、大豆、棉花、油料、糖到猪肉、牛肉、牛奶、奶粉等,几乎都在大量进口。这充分说明,我国仅靠国内的资源已经难以保障“国人的饭碗”,“我国现在实际需要31.5亿亩的耕地来养活我们,但人口还在增加,可能会到15亿人左右,而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加快推进,国人对粮食等农产品的需求还将进一步增加。从长远看,进口农产品已成必然。”由此可见,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在我国农产品出现较大缺口(预计在20%—30%)和后备资源严重不足(耕地资源短缺10亿—13亿亩左右)的双重压力下,“国内粮食一时多一点、少一点是技术性问题,但粮食安全是战略性问题,决不能让发展中的技术性问题影响战略性决策。决不能把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单等同于压缩粮食生产,决不能搞生产结构的运动式调整”。

      二、粮食生产区域空间结构发生巨变是否合情合理

      在我国历史上,江浙、两湖、两广、蜀地等南方稻作产区的粮食生产与供应,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自京杭大运河南北贯通后,“南粮北调”历经千余年而不衰。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受市场经济体制和工农业比较效益相差悬殊的诱导,以及非农产业就业结构变化的拉力驱使,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粮食播种面积逐渐减少,粮食产量不断下降,个别省份甚至由原来的粮食生产大省逐渐转变为粮食调入大省。我国传统的“南粮北调”格局愈益明显地被“北粮南调”格局所取代。

      1995年,南方与北方的粮食产量在全国所占的比重变换为54.4∶45.6,我国粮食生产地域重心首次出现了逐渐“北上”和“西进”的趋势。到20世纪末,北方与南方的粮食增产贡献率已经转变为85.1∶14.9。进入21世纪,粮食生产不断向北方主产区集中的势头更加明显。2008年是我国粮食生产空间结构變化的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点,北方地区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4.79%和53.44%,首次全面超越南方,成为粮食主产区和核心区。在全国29个粮食产量超过百亿斤的地市中,有17个集中在黑龙江、河南、山东三省,“东北粮仓”和“中原粮仓”已经取代了“苏湖熟,天下足”“湖广熟,天下足”和“蜀地天府之国”的美誉。

      我国粮食生产地域空间结构变化的大逆转,对我国保障粮食供需的区域平衡和实现粮食安全的国家战略提出了严峻挑战,其直接造成的危害是农业资源配置“错位”和生态环境破坏。以水资源消耗为例,每生产1吨粮食,约需水800—1000立方米。仅按东北地区每年调出6000万吨粮食估算,就相当于输出不少于500亿立方米的水资源,超过南水北调三线建成后满负荷运行调水总量。而我国北方地区多数省份属于典型的大陆性干旱气候,降雨量稀少且蒸发强烈。在这些地区种粮,必须大量抽水灌溉。一般来说,深层地下水的形成需要上千万年时间的积淀,如果北方各省地下水的过度开采不能得到有效遏制,由不可持续的地下水资源所支撑的“粮食生产增长的泡沫”将最终破裂,对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威胁。

      我国粮食生产地域空间结构变化的大逆转,也给提高粮食产量和供给能力带来了巨大压力。未来我国粮食总生产潜力增加的主要因素是提高复种指数,其增产的贡献率为55%,而靠二氧化碳施肥效应增产的贡献率仅为31%。南方三季水稻和江淮流域的两熟稻作区单产潜力一般可达每公顷19吨,而北方地区的单产潜力往往不到每公顷6吨,二者相差3倍多。但目前的严峻现实是,在土、肥、水、温、光等自然条件俱佳的南方地区,农民普遍不愿意种粮或尽量少种粮,而在严重干旱少雨、缺水、积温不足的北方地区,政府不断鼓励和支持农民扩大粮食种植面积,提高单产。比如,2014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较2012年增长6.3%,同期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新疆的粮食总产量分别增长12.1%、11.4%、15.3%、15.5%,而过去的粮食主产区江浙一带和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则继续呈现出负增长趋势。如果这种“该种粮的地方农民不种粮,不该种粮的地方农民玩命种粮”的怪状不能迅速扭转,那么我国未来一个时期增产1000亿斤粮食的计划也将落空。

      我国粮食生产地域空间结构变化的大逆转,还造成了粮食供应链的断裂和破坏,“北粮南运”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资源浪费,成为我国粮食综合生产成本居高不下的主要诱因之一。2014年,全国商品粮数量高达3.98亿吨,其中黑龙江、吉林、辽宁和内蒙古输出的粮食超过1.25亿吨,约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1/5,仅运输成本就占到最终粮食销售总成本的30%—40%。此外,我国每年在仓储、运输、加工等环节造成的粮食损失浪费在700亿斤以上,约占粮食总产量的6%。

      总之,我国粮食生产和流通领域里出现的“高产出、高成本、高价格、高储备、高调运、高浪费、高消耗、高进口”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新现象、新矛盾和新问题,都与粮食生产地域的空间结构变化有关。当前,我国农业持续发展面临“农产品价格已高于进口价格”和“农业补贴受限于世贸组织规则”两个“天花板”,同时还受到“生态环境恶化”和“资源短缺”两道“紧箍咒”的束缚,“必须构建优势区域布局和专业生产格局,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从依靠拼资源消耗、拼农资投入、拼生态环境的粗放经营,尽快转到注重提高质量和效益的集约经营上来”。

      三、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是否能够解决农业发展出路

      我国农村普遍实行“分田到户”后,原来经过30多年高劳动投入改造和整理成的“大方田”,也随之变成极其零碎的“巴掌块”。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国家一直鼓励和支持耕地向种田能手集中,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全国农村土地流转比例长期在3%—5%的低水平上徘徊。进入21世纪后,随着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流入城市务工,土地流转不断加速。据统计,2004—2014年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年均减少1204万人,促使家庭农场、种粮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蓬勃發展。截至2015年年底,我国农村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达到4.47亿亩,占家庭承包经营耕地总面积的33.3%。家庭农场、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已经超过250万户,其中农民合作社达153万家,流转耕地8838万亩,占承包耕地面积的8%;家庭农场87.7万个,经营耕地1.76亿亩,占承包耕地面积的13.4%;全国各类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达到35.4万个,龙头企业12.6万家,辐射带动47%的农户,户均每年增收3200多元。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超过115万个,在土地托管、测土配方施肥、统防统治、代耕代收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初步估算,全国包括各个电子商务平台和自媒体上的农产品电商、生态农场等在内的新农人数量已达到200万个,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的一种新业态。

      但从整体上分析,目前在全国2.6亿个农户中,经营规模在30亩以下的仍占96%,经营面积50亩以上的农户只有340万户,仅占1.3%;而在全国6000多万个生猪养殖场(户)中,年出栏500头以下的占到57%。由此看来,我国农业生产“小、散、弱”的格局尚未根本改变,已成为导致农业劳动效率低下和国际竞争力弱的主要原因。此外,我国农业生产成本过高。据测算,自2006年以来,我国粮棉油生产成本年均增长10%以上。到了2013年,我国5种大宗农产品(水稻、小麦、玉米、大豆、棉花)的生产成本已经全部高于其他主产国,亩成本差幅在20%—30%,有些品种差幅甚至超过60%。究其原因,一是国内的人力成本逐年提高,而广大农村地区至今尚未形成适度规模化经营格局。二是物化投入成本偏高,特别是农药、化肥滥用现象严重。我国化肥、农药用量相当大,生产和使用量都是世界第一。但化肥、农药的利用率比发达国家低15%—20%。比如,2015年我国水稻、玉米、小麦的化肥和农药利用率分别仅为35.2%和36.6%,平均比欧美发达国家相应品种的化肥、农药利用率低15%—30%。三是农村土地租金逐年提高,“现在租地价格高得吓人,很可怕。只要租赁价格平均每亩超过500—600元,流转大户肯定不会种粮的。如果租地价格超过1000元,只能搞设施农业。如果再高,搞设施农业也不行,就严重地非粮化、非农化,如果我们的土地流转政策最后导致生产能力下降,这个政策就失败了。”促进农民土地经营权流转、发展规模经营确实可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但问题是,随着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规模扩大,土地租金不断上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大量耕地集中到少数农户手中进行适度规模经营,那么如何提高规模经营效率,以及如何安排剩余农户的生计,如何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确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四、农村消费步入“全要素购买时代”是否带来隐忧

      在我国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上,农民一直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封闭式农耕生活,直到20世纪80年代,农民仍然保持着以劳动投入为主、几乎不和外界发生购买行为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之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我国的农村消费已经逐步进入到“全要素购买时代”。比如,在农业生产环节,农民不仅要购买良种、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生产资料,而且要购买农机耕种、收割、灌溉、植保等各种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原来大部分靠自己解决的“劳动消耗”过程,已经转变为主商品化或半商品化农业生产过程。这样,农民种地“省事”了,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始外出务工。于是,农村出现了“70后不会种田,80年后不愿种田,90后不谈种田”的尴尬局面。而且,全国近3亿人的农民工全部是“货币化消费”,留守在家的几亿农村低消费人群也基本上转化为“全部靠买过日子”了。当下的我国农村有不少地方,村民除了在村内和村庄周围的实体店采购各种生产生活用品之外,还可以通过网络平台预购家电、服装、家具、农资等各类生产生活用品。

      但是,我国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悄然变化,不仅给农业生产自身造成巨大冲击,而且对整个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一系列难题。比如,地处豫南大别山区腹地的新县拥有20万亩耕地,多为“巴掌田”和“冷浸田”,现在全县农民家庭里已经基本不再喂养水牛了,没了耕牛,很多水稻田就无法耕种,其结果是要么撂荒(30%—60%),要么转为发展经济作物。

      目前,各国普遍推行的现代农业模式都是建立在机械化、化学投入以及对化肥、农药和灌溉进行遥感信息系统控制和精准操作的工业化管理之上的。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2008年我国每公顷耕地的化肥使用量高达468.0公斤,分别相当于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法国和印度的4.54倍、2.25倍、1.68倍、2.92倍、3.20倍和3.05倍,但其农产品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却不高。目前,我国农业劳动生产效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64%,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2%,是美国农业劳动生产效率的1%。我国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太低,直接导致农民家庭收入偏低;反过来,又将影响农业生产投资的增长,甚至制约国内整个消费需求的增长。2015年,全国农户固定资产投资10410亿元,比上年下降3.2%,在全社会的比重下降到1.9%,呈现出明显的萎缩态势。我国乡村消费品零售额为41932亿元,仅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3.9%。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9223元,仅为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43.1%。农民面对如此低下的收入水平,今后将如何应对生产生活逐步货币化和“全要素购买时代”的到来?

      此外,我国农民由“自给自足型”生产生活方式转向“全要素购买时代”,还将对国内粮食的储存、加工、运输等带来一系列深远的影响。随着农业生产过程的逐渐商品化和农民生活方式的改变,有不少农户从以往的自己“存粮吃”转向通过市场随时“买着吃”。国家粮食局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多年来我国农户家庭储存的粮食每年大约在5000亿斤,占到当年全国粮食总产量的50%左右。这对减少国库粮食储备、保障国民粮食安全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而现在,全国有61%的农户存粮只够7个月所需的口粮,有10%的农户存粮只够维持3个月的消费需求,另有29%的农户甚至不存粮或很少存粮。不少农户都选择在田间地头把收获的粮食一下子卖掉,留作种子的数量也很少。农民平时消费的口粮从市场购买,这样做既方便又省事。如果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不仅对“藏粮于民”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构成潜在的威胁,而且对国家粮食收储制度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战。

      五、法律上怎样明确规定和调整农业农村

      改革发展系列重大问题自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以来,国务院相继批准在重庆和成都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大胆探索我国从城乡分割走向城乡一体化的路子;在武漢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设立“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探索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路子;在以河南省为主体的区域设立“中原经济区”,积极探索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三化”协调发展的路子。经国务院批准,由农业部牵头,在全国28个省(区、市)设立了58个农村改革试验区,主要围绕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六项制度建设”的任务和要求,共安排了19项改革试验内容,重点在农村土地制度、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农村金融制度、农村集体产权制度、乡村治理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已经取得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336项改革任务中,涉及农业农村改革的有56项。近几年,由中央农办牵头,组织农业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水利部、全国供销总社和各大金融部门等相继开展了多项改革试点。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在全国各地设立的“农村综合改革试点”,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同时,2004—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又连续14年出台以“三农”(农业、农村、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构建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农村制度体系和现代农业政策框架。

      但是,从我国农业和农村改革的过程看,一些涉及未来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和触动法律制度的问题,从中央“顶层设计”到地方“试验探索”,似乎都显现出“回避”“躲闪”或“拖延”的审慎态度。比如,关于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问题;关于农村集体成员权的界定问题;关于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的定性问题;关于农民家庭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到底属于“物权”或“债权”的问题,等等。因此,要及时跟踪和全面总结梳理各类涉农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基本经验与主要问题,对制约我国农业和农村改革发展的一系列重大核心问题和关键性环节,从法律上作出明确的制度规定和调整。

      六、实践上怎样通过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促进农业转型升级当前,我国农业“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竞争力弱”的问题日益凸显,新形势下农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农业政策调整和完善的主要方向。但在实践操作过程中,由于各项改革刚刚起步,社会各方面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识还不尽一致,相关政策衔接也需要一个过程,尚缺乏系统性的制度设计,呈现出政策碎片化,目标单一化和片面化,而没有形成指向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相应的政策措施有待进一步系统梳理和重构。同时,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涉及的具体政策措施还有很多“空白点”,特别是行之有效的办法还不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理论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的许多同志,把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单地理解为“调结构”和“去库存”,而完全忽略或误解了这次农业产业结构“升级版改革”的本质和本意。

      比如,农业部2016年把压缩“镰刀弯地区”(包括东北冷凉区、北方农牧交错区、西北风沙干旱区、太行山沿线区及西南石漠化区)3000万亩玉米种植计划作为工作的主攻方向,力争到2020年使这里的玉米种植面积稳定在1亿亩左右,比过去减少5000万亩以上,调出来的耕地重点发展青贮玉米、大豆、优质饲草、杂粮杂豆、春小麦、经济林果和生态功能型植物等。这种做法虽然契合了近年来国内玉米生产骤增以致造成“库存超负荷”,因而要“减面积、去库存”的眼前形势,但殊不知,我国在最近短短15年的时间里,玉米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到5亿亩,由“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这种变故既与国内的玉米种植模式有关(成本高、价格高,国际竞争力弱),也与近年来国家对玉米收购、储备、运输等环节实施财政补贴政策有关,更与当下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变化有关。如果国家今后采取行政干预手段强行大幅削减玉米种植面积,将使农民感到“不知地里到底种啥好”而无所适从。总之,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定要首先考虑到这项改革的操作主体究竟是谁,同时还要慎重考虑和兼顾不让农民的利益遭受损失。比如,2014年国家确定的玉米收储价格是平均每斤1.12元,到2015年9月降为每斤1元钱,当年国家在东北四省临时收储的玉米是1700多亿斤,每斤下降0.12元,仅此一项平均到每个农民头上就减收500—600元。这个损失将来从何处得到弥补,又由谁来承担?这的确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下一步,国家对农业产业结构和种植结构调整的底线究竟在哪里?交由市场定价后的底线又在哪里?这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道大难题。特别是像东北、中原、华北这样的粮食主产区,种粮收入往往占到当地农民收入的一半以上,如何保障粮食主产区农民的增收问题也将成为一大社会热点和难点问题。

      因此,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顺应当今世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大趋势,顺应我国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出现的千年巨变,利用国际国内两大市场和两种资源,利用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给农业现代化带来的重大机遇,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产品质量和效益,增强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当前,要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这三大体系既包括生产关系范畴,又包括生产力范畴,是一个有机整体,彼此联结、互为依托、互相促进,共同影响现代农业的供给总量、结构、质量和效率,其核心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制度创新能力。当务之急是解决三个问题:一是解决谁来调结构的问题;二是解决新型农业经营组织的市场主体地位问题;三是解决如何为小农户、微型农场提供社会化服务的问题。也就是说,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并不完全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而在于农民能否增收。这是衡量结构性改革成效的重要标志。同时,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着重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优化产业体系,发挥一、二、三产业融合的乘数效应,发展壮大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提高农业供给体系的质量、效益和效率,契合消费者的需求,让农民真正分享二、三产业的利益。此外,要处理好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的关系,准确把握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政策调控的力度、节奏、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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